一张煎饼的双城记:摊煎饼的手转得再快也赶不上房价

2018-03-22 09:21:45   来源:中国青年报

(原标题:一张煎饼的双城记)

一张煎饼的双城记:摊煎饼的手转得再快也赶不上房价

黄友良家的店员正在制作煎饼

一张煎饼的双城记:摊煎饼的手转得再快也赶不上房价

黄友良煎饼铺的煎饼

一张煎饼的双城记:摊煎饼的手转得再快也赶不上房价

黄卫东家的女孩,正趴在店的一角看视频

一张煎饼的双城记:摊煎饼的手转得再快也赶不上房价

黄友良目前居住的旧宅

一张煎饼的双城记:摊煎饼的手转得再快也赶不上房价

黄友良的煎饼铺,面积不大

一张煎饼的双城记:摊煎饼的手转得再快也赶不上房价

一户油篓村民的煎饼铺,各色食材码放整齐

23年来,山东汉子黄友良在上海的身份始终是“卖煎饼的”。这些年,他雇了员工,给沂蒙煎饼里加芝士和培根,顾客从街坊阿嬷渐渐变成走路生风的白领。可他的店面依旧在菜场巷道间不起眼的夹缝中迁徙。

他喜欢这座城市,却从不敢将它视作归宿。黄友良刚来上海时,内环高架还孤零零地杵在空中;静安寺附近遍布低矮老楼,野猫耗子在巷道里肆无忌惮地追逐。他曾经落脚的野草疯长的大院,如今建起摩天大楼。

黄友良比很多“上海人”更熟悉这座城市。如今寸土寸金的静安寺周边,他的店铺被精致的红砖洋房和挂着英文招牌的乳白色酒吧包围。十几平方米的煎饼店是另一个世界:他像23年前一样,把一勺面糊浇在滚烫的铁板上。用木勺刮匀后,这摊面滋滋作响,冒出白烟,半分钟就变成一张煎饼。摊匀一枚鸡蛋需要10秒,铲碎一块薄脆则只需1秒。这些动作每天在店里重复1000次甚至更多。

时间在这里流淌得缓慢。柜台上贴着硕大的红底黑字,“欢迎您到俺家来用餐”。墙两边糊满了老旧海报,上面是他的家乡――沂蒙山区一座名叫“油篓”的村庄。

这座小山村被黄友良夸作“中华煎饼第一村”。没出年关的村子里,街道几无人烟。空荡荡的楼房下,鼻涕糊了一脸的3岁孩子摔倒在马路上。3位老人颤抖地抬着一箱水果,在公寓楼的阴影下慢慢地走。1400多口人的油篓村享有盛名的唯一原因,是村里近千名劳力,几乎散落在全国各地,用手摊煎饼换来家里的吃穿用度。

黄友良家是村庄第一户走出去的家庭。23年前,当这户人家背着铺盖、筷子和辣椒面登上开往上海的绿皮车时,油篓村和成千上万个村子一样,开始寻找与城市融合共生的办法。

那时的黄家人没有想到,自己身处上海和油篓的夹缝间,转眼便是20多年。

流离虽苦,却能赚到真金白银

1996年,黄友良一家刚来上海,借住在远房亲戚的棚屋里。一家人打着地铺,睁开眼就能瞅见敞开的石棉瓦,谁也睡不着。

当年年初,黄友良的父亲黄守军承包的农用车出了事故,对方一死多伤,欠下一大笔赔偿。试图东山再起的他去种红薯,地窖挖到一半就塌了,又砸死一人。黄守军跑遍全村都借不到还债用的十几万元。

当时的油篓村,每个人只能匀到三四分地。种地谋生的村民家常年没油吃,因为地里种了榨油的花生,主粮就不够用。有亲戚心疼黄家,刚送来一只羊,立刻被闻风而来的追债者牵走了。

来到上海,全家就图两件事:活下来和还债。14岁的黄友良每天凌晨三四点起床,蹬40多分钟的三轮车,驮着比他还沉的黑煤炉,五点半赶到菜市场开摊。

姐姐黄友娥记得,有一年她重感冒,咳嗽了一宿,第二天出早摊时又遇暴风,连人带车被掀翻在坡路上。不过她没觉得疼,只心疼一地的鸡蛋、面粉。

一家人拼命赶早出摊,除了早市人多,更因为城管9点上街巡逻。那是少年时的黄友良第一次对大城市产生窒息般的恐慌感。母亲曾被城管逮住,要没收全部炊具,怎么求也没用。稚气未脱的黄友良去求饶,城管心疼孩子,才放他们一马。

后来流动摊抓得严,黄家人租了600元一月的固定摊位。刚换地方时,黄友娥摊煎饼的手不停地抖,就怕销路不好,回不了本儿。

在上海的头两年,黄友良家只能吃粗粮饼子和咸菜,摊煎饼剩的面糊都算是“好东西”。同样沪漂的邻居看见了,觉得这户人寒酸,笑话他们。黄家从此锁门吃饭。

直到2000年,他们还清了债。父亲撕掉最后一张欠条后,去银行办了张存折。黄友良记得父亲握着红本本老泪纵横,“没想到这辈子还能有这玩意儿。”

流离虽苦,却能赚到真金白银。

黄家四口人没把这秘密掖着。黄守军带着上海赚得的微薄现金第一次回乡时,自家的债还没还清,亲戚都涌来借钱。理由包括生病、盖房、孩子结婚,这些家都穷得拿不出钱。当时村里有句歌谣,“油篓真奇怪,老到无人管,少到没人爱。”

黄守军回忆,当时他就想着让村里的人赚钱,都富了,找自己借钱的人就少了。他开始在村里宣扬自己在上海的经历,撺掇乡邻外出谋生。结果第一年,就有好几家同样背债的男人跟着他来了上海。

黄守军的干儿子李中运就来上海“讨生活”。他每天5点出摊,有时7点还卖不出一张饼。走投无路的他买了最便宜的毛笔和墨汁,又从垃圾箱里翻出块旧木板,上书“正宗沂蒙山杂粮煎饼,香脆甜,营养丰富,老少皆宜”,摆在摊位旁边,人气慢慢聚集。

李中运的摊位第一次有人排队那天,他收摊后去隔壁肉店割了几块钱的肥肉,回家搁上辣椒爆炒,和同村的兄弟喝了顿酒。两个大男人喝着喝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油篓的村民们渐渐扎下了根,开始和城市发展的车轮一同向前。流动车被取缔后,大家渐渐搬进了固定摊点。再后来,开始租用早间无人营业的餐馆,一些生意好的家庭有了自己的门面。煎饼从1块5涨到如今5块起步,经营尚可的夫妻档,年收入从刚来时的一两万元,渐渐稳定到了现在的二三十万元。少数几家人还承包了学校食堂,或者开饭店、连锁,成了“老板”。

日子的变化真切地体现在这张薄饼里:曾经又黑又重的煤炉被统一替换成煤气罐,再后来只允许用电。黄有良一家刚开始做饼时,里面夹的油条,很快换成了薄脆和鸡蛋。这世纪的头几年,人们喜欢加肉;可最近,培根和鸡柳又不再流行,豆芽海带金针菇等各色蔬菜成了新宠。

也有一成不变的东西,比如摊煎饼

手艺只传给临近市县的老乡。关键理由只有一个:唯有老乡开店,才会商议价格和位置,避免恶性竞争。

黄友良统计,这几年,先后有20多位老乡在他的店里打工,学会手艺后离开,其中不少人自己开店。无依无靠的大城市里,摊煎饼的手艺是联系乡情的纽带,更是安身立命的本钱。

“我们就像牧民,哪有水草就去哪”

2000年前后,黄友良家人住的棚户区开始被拆迁。市中心的大规模建设直到前几年才停止。父亲和黄友良开玩笑说,“房价太贵,终于拆不动了。”至此,他们已经在上海搬了近30次家。

身处上海的油篓村民并不关注城市规划,可只要一起吃饭聊天,就能摸清哪里在大拆大建。

除了拿卖煎饼的钱在老家换出崭新的房产,这些村民很少有能称之为“家”的地方。多年前的某天清早,黄友良像往常一样准备开摊,却发现自己租的门面被水泥堵死了。

改变生计的变故有很多,比如饭店嫌弃煎饼太杂乱,不愿再出租档口;居民觉得污染环境从而举报。2015年底,一家媒体为了博人眼球,给油篓写了篇“家家开跑车、住别墅,收入秒杀上海土著”的网文。过完年后,很多摊主都收到了通知――你们这么有钱,我们要涨房租。

“我们就像牧民,哪有水草就去哪。”黄友娥总结说,自己对上海有着亲切感,除了恋旧的感情,也因为这里生意好做。

李中运在上海发展几年后,毫不犹豫地去了江苏南通的大学城。他坚信,扩招的大学里有着更好的生意。李中运在校外租下一个餐厅,准备大干一场。可很快,有当地人给他传话,“餐厅的位置我们看上了,赶紧滚蛋,不然揍你。”

他最终请几个“混社会”的人解决了这场冲突。可类似经历让他愈发感觉到,自己还是个夹缝里求生的异乡人。饭馆处在学校门口,会有来路不明的混混在他的店里吃饭赖账,甚至砸玻璃。报警后他担心被报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枕头下都藏着一把磨好的菜刀。

他摊煎饼的手艺日渐精湛,压力却越来越大

黄友良家的店虽然不大,但能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找到固定门面,他有些自豪。

这里距离静安寺不出几百米,步行到遍布奢侈品的恒隆广场也只需10分钟。平日从他家叮叮当当的鏊子前走过的,不乏满身香气的白领丽人和一脸好奇的外国人。黄友良为此特意做了块红底金字的招牌,下面写着一行小字,“pancakes?huang?restaurant”。

这个80后的终极梦想一度是“让沂蒙煎饼走向世界”。2014年1月,他在QQ空间庄重地公布自己的“新年计划”:让儿子上寄宿制学校、开五家直营店、申请“煎饼黄”商标。

遗憾的是,这些目标至今无一实现。

刚来上海,父亲就告诫黄友良,煎饼摊得越薄越好,最好入口即化。20多年过去了,他努力抓住每一次机会,压力却越来越大。

5年前外卖兴起,他亲自送餐,提着十几袋食物冲进迷宫似的写字楼,最终绕

了空中停车场,怎么都出不去。裤兜里的手机还不停响着催单电话,急得他想哭。

后来几家大平台开始有自己的外卖专员,黄友良又发现,平台拿走20%的抽成,还要拿30%的成本搞促销优惠。即使把自家小吃涨价、减量,钱最后还是被外卖平台赚走。

他的堂弟黄卫东在松江大学城开店。黄卫东说,两代四口人每天清晨6点起床,凌晨入睡,经营一家店铺,除去飞涨的房租和其他成本,二三十万元的年收入平摊到每个人头上,其实不如打工的收益。

他记得十几年前刚来大学城时,店铺的年租才1.8万元。如今房租涨了10倍,竞争远比过去激烈。

他们一家人也想过开分店增加收益,可浦东一处位置尚可的门面,年租大概三十万元,算上装修成本和启动资金,需要一次性投入六七十万元。一般的农村家庭根本承担不起这样的风险。

这也恰恰是油篓村民遭遇的窘境。油篓村60多岁的村委书记皱着眉头告诉记者,“煎饼的黄金时代过去了”。很多村民小本经营,拿不出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不得不另谋出路。大城市对店面规模和配套设备的要求越来越高,煎饼这种小本生意越来越难做。

这两年,黄友良很多做餐饮的朋友回乡,临走时脸上挂着无奈的笑。听说上海到2035年只增加85万常住人口时,他既担忧,又不意外。过去即使在静安区中心,也有衣着稍显邋遢的民工来买煎饼,这两年已经看不到了。

这座城市近来唯一一次给予他极大的信心,是本地一家电视台前来拍美食纪录片。播出后,门店前排队的人数足足增加了一倍。

不过几天后,同样看了纪录片的卫生主管部门也闻风而来。当时还没有食品经营许可证的黄友良不得不再花20万元,重新整修店铺。

曾经带来希望的煎饼鏊,是不是顽固的宿命

家门前那几座流光溢彩的百货商城,黄友良带着家人进去几次,什么都没买。看着动辄标价过万的奢侈品,他觉得自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新鲜过了便是惊恐。

即使在城里待了20多年,幼时形成的消费观根深蒂固地留在村民身上――李中运每天在东方明珠下穿行,却从未想上去看一眼。他觉得上百元的门票太贵了。

“大城市赚钱容易,存钱难。”如今回到油篓,开农家乐的李中运总结,在大城市的日子就是要拼命,攒够下半辈子养老的钱。

2003年,黄友良在静安区看中两套房子。一套是公寓,每平方米大约5000元,总价30多万元;另一套是临街的商铺,1万一平方米,20万元就能拿下。黄家存了3年积蓄,几乎能全款买下一套,可老爹黄守军喝断了他的念头:“就算买得起,你住得起吗?”

当时的黄守军能列出一大堆上海的缺点:天总是阴霾;米饭不如面食好吃;上海老人有优越感,喊他“乡宁”(上海话“乡下人”的意思――记者注)。相比之下,在外赚到钱的家庭纷纷回村建起洋房和公寓,草房和瓦房被推倒,整个村子焕然一新。

这位带着村民走出大山的男人盘算着,等存下足够的钱,家乡也已发展起来

回家种地打点零工,正好颐养天年。

他没有想到的是,如今已经68岁,还在上海漂泊。老人这几年回村,也试图寻找谋生的路子,跟着他回老家的孙子孙女压根记不清“油篓”的名号,把老家唤作“酱油村”。他们不满地嘟囔:“什么地方,白天还不如上海的晚上亮堂。”

按村支书的描述,这片土地上有两个油篓:一个是平时的村子,街上空无一人,到了晚上,老人小孩用智能手机,和远方的亲人视频;另一个是春节假期的油篓,返乡的私家车把村里堵得水泄不通。村里的喜事基本都集中在这时,烟花爆竹整日响个不停。

夹缝中首当其冲受影响的是老人。比如李中运,他今年55岁了,80多岁的老父亲卧床不起,必须回乡照顾。

很多油篓的老人到了晚年,不得不被接去大城市,蜗居在狭窄的棚户房中。

同样面临选择的还有年轻人。黄友良五叔家的孩子黄刚是90后,父母都在上海做煎饼。他上小学时也跟来,进了一所小学。父母每天忙,顾不上管他学习。他上网、辍学,六年级开始打工。可搬运类的体力活太累,技术工种又做不了――最终能让他安身立命的,也只有那张熟悉的鏊子。

黄守军日益感到,曾经带来希望的煎饼鏊,如今成了顽固的宿命。他回不到家乡,只能继续骑着三轮车,驮着数百斤的大葱和香菜,穿梭在老上海的巷道里。

一些改变在乡村发生。这几年,油篓所在的县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在油篓村附近的山上办梨花节,打算建星级酒店和美术写生基地,还要在附近开发景区,这成了许多村民的最大盼头。

据说梨花盛开时,山谷飘满清香,油篓村被梨花和游客环绕。李中运回村开了农家乐,他发现政府这几年扩宽公路,交通变得方便,游客也开始增多。村里经营和生活成本低,农家乐不需要每天开张,就能维持日常的生活。

这种改变及时且必要,尤其对于“沪漂”黄守军这类老人。去年年底的某个清晨,他试图搬起一筐上百斤的土豆时,突然脚底发软,瘫了下去。

摊煎饼的手转得再快,也赶不上房价飞涨的速度了

匆忙赶来的黄友良将父亲送进了上海的医院,诊断结果是脑梗,所幸发现及时。黄守军对此非常不满。他坚信自己只是有点累,压根没病。在医院住10天院,花了上万块钱,还耽误全家做生意,他心疼不已。

这位老爷子想的是努力赚钱,帮儿子在上海买房。依照黄家目前的经济状况,如果房价企稳,黄守军不吃不喝干到85岁,就买得起15年前本能买下的那套公寓了。

黄守军对曾经不让孩子买房深感歉疚。儿子看好的那套门面房,第二年就涨了10万元。当时经营摊位,他从清早干到正午,每分钟卖一份煎饼,全年无休,才能补上这一年间的差价。

20年间,上海的煎饼售价大致翻了3倍;房价则翻了15倍――摊煎饼的手转得再快,也赶不上房价飞涨的速度了。

如今的黄友良夫妻和两个孩子住在店铺附近的老楼,屋子十几平方米,一楼,背光,见不到太阳,白天也要开灯。一进门是两个孩子的书桌,旁边紧巴巴地塞着冰箱。

这间月租3500元的房子没有厨房,和其他街坊共用楼道里的洗手间。所谓“卧室”是孩子们书桌顶上隔出的一小片“阁楼”。全家四口挤在一起睡觉,平时在上面站不起来,只能坐着移动。

长期住着这样的房子,黄友良承认,归属感逐渐消磨。

他渐渐对一些事情敏感:曾经居住的棚户区拆迁后建起了明亮的大厦,几年后去送外卖,穿着西服的保安面无表情地拦住他,“闲杂人等不得入内。”

对于未来规划、身份认同这些问题,90后的黄刚倒不愿像上一代人一样想那么多。他早早结了婚,已有两个儿子。煎饼摊有时7点才开,哪天累了就索性不来。下午送外卖补贴家用,晚上就在家打游戏、看视频。

他在上海读小学时,很少有上海孩子愿意和一口鲁西口音的他讲话。时间长了,他觉得理所应当。毕业后大家很快杳无音信,都跟着父母漂泊去其他省市打工,这让黄刚觉得,留在上海做煎饼已经不错了。

他在上海的时间远比老家长,却说攒够了在老家县城买房子和开店的钱就回去,可如今的收入,也只够一家四口勉强温饱,存不下钱。

相比之下,黄友良和黄友娥等人对城市的感情更为复杂――有说不出的苦,

归根到底是留恋。他们说上海的老人们爱占小便宜,做煎饼时拼命催着加薄脆和蔬菜,平时聊天会顺其自然地鄙视一把外地人的家乡。可也同样是他们,会给穷苦的外地人端来热乎的冰糖红烧肉,打包送来整齐的旧衣服,帮着小摊贩们去机关申请证件,遇到检查和纠纷时帮他们据理力争。

不久前的某天,黄友良遇到一位熟悉的阿嬷,说自己或许呆不了几年了。

阿嬷严肃地安慰他:“不会的,不会让你们这些老实人走的。你们要是走了,我们吃什么呢?”

“考上大学,日子就变了。”

黄友良一家在上海没有归属感,是因为缺一套房子。黄友娥严肃地反驳了他们。

她和爱人这十几年经营成功,在上海、浙江乌镇和老家县城都有房产,几乎是油篓村致富之路上的巅峰。可她依旧觉得无奈。她和爱人没户口,积分不够,孩子快上高中,必须和父母分开,回老家念书。

孩子离开时,眼泪汪汪地问,自己在上海的朋友怎么办?她一句话都答不上。刚分开的第一个月,她连电话都不敢打,生怕接起来落泪。

她和爱人也考虑过让孩子在上海读中专。可孩子在上海能考班里前十,十几岁的孩子咬着牙说,宁可回家吃苦,也不放过读大学的机会。为了凑够积分,黄友娥甚至去报了计算机系的成人高考,虽然老师讲的一句都听不懂,可这属于“高端稀缺行业”,混出学历就能加分。

直到后来,才有人告诉她,加分必须是全日制学历,半工半读的不行。

更令她揪心的是,油篓村很多返乡的孩子,因为父母不在身边,高中就辍学,然后早恋、结婚,外出打工。还有个没成年的孩子,回家一个月就逃学,自己坐上火车,回上海找父母了。

留在上海倒也不一定是好选择。黄卫东家9岁的小女孩,3月4日那天,坐在小店的墙角,看着手机里的动画哈哈大笑。父母忙得焦头烂额,没时间管她。她的晚饭是辣条、肉丸、饮料和三根冰棒。

黄卫东家也一度把年幼的女孩留在老家,交给村里的老人看管。直到回乡,发现孩子“像乞丐一样”,满脸黑灰,衣服都烂了。

黄友良觉得,“出来做煎饼,确实顾不得孩子”。山东的教育似乎更适应他的家庭,可他不敢把孩子送回去。

在上海,学校下午早早放学,其他家庭的孩子要不由家长接回去辅导,要不送去辅导班。他和爱人每晚11点收摊,只能让孩子自己步行回家,等他们回去时,孩子已入睡。他的收入不足以让孩子在上海参加辅导,自己的文化水平也只有小学,结果上初中的女儿沉溺手机,成绩在班里倒数。

今年32岁的黄凯是黄友良的侄子,也是油篓村走出的大学生。他的父母在他初一时就来了上海,整个中学阶段,他都独自在老家的学校寄宿。这个如今已在上海定居、年薪逾30万元的年轻人回忆,初中时,学校周末安排回家,周三则有父母探望。每当同学冲向大门,奔向父母怀抱时,他就一个人躲在餐厅吃饭,眼里憋着泪,心里想着母亲临走时和他说的话,“出去赚钱就是为了供你读书,考上大学,日子就变了。”

等到他大学毕业选择工作时,全家意见出奇一致――一定要来上海。家人终于实现了团聚。

如今的黄凯身为城市规划设计师,经常参与旧城改造,把老路扩宽,增加绿地面积,为原本破旧的老城设置公共空间。他时不时在工作时回忆起儿时假期来上海,住的也是破破烂烂的屋子。可也正是那时,他第一次见识了大城市,第一次尝到巧克力和可乐。这又让他在老家的学校成为被羡慕的对象,给了他学习的动力。

“如果父辈没来上海,那我们的眼界可能永远局限在村里。”黄凯说。

他担心的是,自己读书时,很多同学选择考学。可最近几年,村里九成的“90后”在外打工。他偶尔回村,听到人们说:“读书有什么好?出来后也比摊煎饼多不了几块钱。”

村里也试图改变这些状况。近两年,油篓村建起了崭新的铺着绿色塑胶的幼儿园。村支书还说,要为油篓的孩子申请建一所小学,让村民对教育更加上心。

 

 

在他的规划里,摊煎饼的生意给一代人带来了希望,可下一代不能照搬。他想着在油篓建煎饼文化馆和体验店,为旅游产业锦上添花。

每张煎饼背后,都有油篓村民对好日子的期待。黄友娥夫妇盼望的,是孩子能考回上海,找到工作。如果孩子真的去了其他城市,两口子就打算把上海的房子卖掉,跟着孩子迁徙。在他们心中,上海不能代表家,孩子才能。

黄友良也期盼着女儿能考上上海本地的中专,不用父女分离。他的梦想是把煎饼在上海做成知名品牌,然后回到油篓,大规模种植有机蔬菜,再借着煎饼品牌的知名度返销回上海。

但眼下,他能做的就是死死守住菜市场旁那个夹缝里的煎饼店,和女儿一起奋力抓住这个城市留给他们的慷慨的机会。

(责编:HN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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