嵩山文明在中华文明中的重要地位

经过“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国家重大文化工程和几代考古学者的持续探索，嵩山地区在中国早期文明发展中形成的考古文化序列愈加清晰。环嵩山地区文明发展的辉煌成就，以及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愈加凸显，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笔者认为应将其命名为“嵩山文明”。作为区域文明，因为其不仅参与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走向辉煌的整个过程，创造了中华民族为人类贡献的主要文明成就，还以博大的胸襟将诞生在各地的“多元”文明团合在一起，主导形成了“一体”的中华文明。认识和确立其在中华文明中的主根、主脉地位，对于推进中华文明研究，建设中华现代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嵩山文明是形成于环嵩山地区的文明

嵩山文明是形成于“天地之中”中岳嵩山为中心的中原核心区文明。嵩山文明所涉及的区域，体现了文明演进“变与不变”的逻辑关系。“不变”，就是以嵩山地标为核心的周边不变区域；“变”，就是随着文明演进和历史时代发展的变迁，其周边外延地区会有所变化。

嵩山山水区域提供了嵩山文明产生的地理空间。嵩山是中国最古老的山脉，虽属秦岭余脉，但其形成要比秦岭早得多。25亿年前，嵩山就古陆崛起越出海平面，成为欧亚大陆板块最早形成的陆地，比秦岭早了20亿年。嵩山山系范围从洛阳自西向东有万安山、马鞍山、少室山、太室山、尖山、具茨山等，抵达郑州、许昌一带，东西绵延100余公里。从许昌、平顶山自南向北有鸿山、箕山、风穴山、五指岭、广武山等，直抵黄河岸边，南北绵延近百公里，形成了完整独立的山脉体系。高山育大川，多条河流由嵩山发源。据文献记载，发源于嵩山的黄河水系支流，包括伊水、狂水、休水、八风溪水、江左川、罗水、湟水、青龙河、合水与刘水等。发源于嵩山的淮河水系支流，包括颍水、洧水、少阳河、双溪水、五渡水、平洛水等。发源于嵩山的古济水水系支流，包括砾石溪水、索水、须水、京水等。嵩山水系涵盖了开封、平顶山、漯河、周口、驻马店、焦作、新乡、鹤壁、安阳、濮阳等地市。嵩山的山与水形成了涵盖今日郑州、许昌、洛阳、开封、平顶山、焦作、新乡、鹤壁、安阳、濮阳、漯河、周口、驻马店等地市的嵩山文明产生的地理空间。

嵩山地区的考古发现为嵩山文明形成提供了人文内涵。嵩山独具风采的自然地理环境使这里很早就成为人类生活的地区。10万年前，开始有了人类居住。5万年前，出现了现代人类形成后居住的中心营地。1万年前，李家沟的人们开始了文化创造。9000—7000年前，嵩山地区出现了第一个文化高潮——裴李岗文化。裴李岗文化以嵩山为中心，最南边分布在南阳邓州八里岗、信阳平桥，最北边分布在安阳洪岩，最西边分布在三门峡灵宝西横涧，最东边分布在开封杞县孟岗、周口项城后高老庄、驻马店新蔡郭冢，形成了考古学上的文化片区——裴李岗文化区。裴李岗文化核心分布在嵩山周围，其向周边地区的延展，实际上是嵩山周边族群最早的文化整合。此后，在裴李岗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仰韶文化，开始了更大范围的文化整合，形成了西到甘青、北到内蒙、南到长江北岸、东到山东的广阔空间。裴李岗文化和仰韶文化都起源于环嵩山地区，形成了特点鲜明的嵩山文化分布空间，为嵩山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嵩山文化的分布空间与嵩山山水的自然空间大体一致。

嵩山行政区域提供了嵩山文明发展的历史空间。嵩山山水的自然形态形成了相对紧密的环嵩山区划空间，黄帝时代、夏代、商代、周代这里为一体的王畿地区。秦代开始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度，在嵩山南北设置了两个郡，北面为三川郡，郡治今日郑州古荥，下辖19个县，区域涵盖今日郑州市的北部地区、洛阳市全部地区、三门峡市的东部地区、新乡市的南部地区、平顶山市的西北地区。南面为颍川郡，郡治今日许昌禹州，下辖14县，区域涵盖今日郑州市的南部地区、许昌市的全部地区、平顶山市的东部地区、开封市的西南部地区、驻马店市的北部地区。西汉时改三川郡为河南郡，郡治洛阳，涵盖范围比三川郡区域更大，包括了今日郑州市、洛阳市、平顶山市、新乡市、开封、三门峡市的绝大部分地区。由此可见，环嵩山地区历史上大体同属一个行政区划内，与嵩山文化区的范围惊人的一致。

综上所述，嵩山山水的地理空间、嵩山地区的人文内涵、嵩山区划的发展空间是高度重合的，形成了嵩山文明的地域空间，这一空间因时段不同向外有所延伸或收缩，但大体在今日郑州、洛阳、三门峡、平顶山、开封、许昌、漯河、济源、焦作、新乡、濮阳、鹤壁、安阳等市的范围内，核心区是嵩山腹地的郑州和洛阳两市。

嵩山文明是中国古代的国家文明

嵩山文明依据自己所在的自然地理环境（包括区位、山脉、河流、土地、植被等），创造和形成了一系列物质成就、制度体系、意识形态、语言文字、行为习俗等，创造和形成了中国古代国家文明体系。

嵩山文明是名山大川孕育的文明。现代考古学揭示，人类和人类文明的发展经历了数百万年的漫长过程，人类从类人猿到更新世的直立人，主要攀缘于山地丛林之间，居住于洞穴和石缝内，以采集、狩猎为主，处于以打制石器为主的旧石器时代。随着向现代人的进化，生活经验的积累，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开始走出山林走向山前台地、河旁冲积台地生活，创造了磨制石器、陶器，创造了原始农业，社会由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在这一基础上，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人们走向平原，社会分工分化、社会阶层分化、社会权威建立、社会制度形成，人类迈入文明时代。嵩山文明产生于嵩山之麓和黄河之畔，二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地位非凡。嵩山是中国最古老的山脉，被上古时代的人们认为是天神居住之地而尊其为圣山。黄河是中国最壮阔的大川，造就了人们赖以生存的广袤平原而被人们尊其为母亲河。他们的相会造就了集山地、丘陵、平原、大河于一体的独有风貌，这种山河一体的环境造就了良好的山前台地和河旁冲积台地，加之气候上又处于南北交汇处，属于暖温带山地季风气候，为人类耕种和各种植物生长提供了良好场所，为人类文明的创造和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嵩山文明形成的过程中，嵩山铸就了其雄浑气质，黄河孕育了其绰约风采，在嵩山与黄河的哺育下，嵩山文明完整演绎了人类从山林古人到河边台地现代人的进化过程，完整书写了人类文明从山前台地孕育、河边台地成长、广袤平原形成的恢宏篇章，成为中华文明中风采独具的名山大川文明。

嵩山文明是中华文明中的原生文明。嵩山文明是在自身旧、新石器文化基础上独立生成的，尽管在其发展进程中也吸收了其他区域的先进文化，但没有简单移植而是进行了再创造，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原生态的第一代文明。创造了原始农业，9000年前人工培植了水稻和黍粟，5000年前创造了井田制农业耕作法、农业种植四时历法等。创造了原始制造，1万年前初创陶器和磨制石器，8000年前创造玉器雕制，7000年前创造艳丽彩陶，3800年前创制出了瓷器。创造了丝绸纺织，8000年前创制纺织工具，5500年前创制了丝绸纺织和染炼。创造了建筑体系，3万年前创制原始祭坛，8000年前创造土木建筑的住房，5300年前创建中轴对称建筑，3000年前创造中国古代建筑基本体系，1000年前将中国古代建筑推向辉煌。创造了天文历法。9000年前创制“观象授时”使用的“规矩”，6500年前用龙虎图摆出了天体意象，5500年前开始对北斗星系祭拜，5000年前有了以12个太阳和3组月亮表达某种概念的意识，3000年前形成春夏秋冬的四时概念，800年前形成现代历法。创造了文字礼乐。9000年前创始了契刻符号，3000年前形成成熟甲骨文字，9000年前创造了管弦乐器骨笛，5000年前出现陶鼓，3800年前出现石磬，3000年前出现编钟，形成礼乐制度。创造了文化元典，《尚书》《诗经》《周易》等主要篇章形成于这里，道家学说发源于这里，儒家学说在这里走向高峰，中医在这里形成体系，汉赋、唐诗、宋词主要诞生在这里。创造了青铜时代，3600年前，这里熔炼了中国青铜文明的初创与质朴。3100年前，这里铸造了中国青铜文明的瑰丽与辉煌。2400年前，这里演绎了中国青铜文明的经典与绝唱。创造了城市文明。5300年前，这里筑起了中国最早的版筑夯城——西山古城，自那时起到唐宋，这里先后筑起数百座城池。夏代王城岗城、夏代二里头城、商代郑州城、春秋郑韩故城、汉魏洛阳城、隋唐洛阳城、北宋开封城演绎了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变化的完整历程。

嵩山文明是中国古代的国家文明。中国历史在6000—5000年前开始形成原始古国，在嵩山地区出现了西坡、北阳平、青台、双槐树、西山、大河村、苏羊等一大批古国都邑性质的遗址，他们创造了城池、宫殿、祭坛、中轴线等一系列影响后世的国家文明元素。4100—2400年前，夏、商、周王朝先后在嵩山地区建立，夏王朝创立了影响中国四千年的世袭传位政治制度，建立了初具规模的中央行政机构，设置了兵民一体的军队，制定了具有开创意义的“禹刑”，开始划天下为九州的管理模式，搭建了国家文明的架构。商王朝建立宗法制度，创立分封制，刑法更加细化明晰，军队更加完备强盛，国家文明更加完善。周王朝继承了夏、商衣钵，弱化神治，强化礼制，形成了影响深远的“郁郁乎文哉”中国文化传统，国家文明走向成熟。经过夏、商、周三代，中国古代初步的社会结构形成了，基本的军事制度形成了，能言的文明之规形成了。2000—900年前，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北宋等先后在嵩山地区建都，中国古代国家文明经过汉魏王朝的涅槃、隋唐王朝的升华、北宋王朝的大成，终于走向顶峰，嵩山文明也走向灿烂辉煌。嵩山文明这种国都文化的特征，正是嵩山为标志可以称为文明的底气所在。

嵩山文明是从未中断的中华主体文明

中华文化1万年前在多地源起，5000年前形成以多个古国为中心的“多元”文明，4000年前“多元”文明融入“一体”文明，形成了绵延至今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在这一伟大进程中，嵩山文明影响推动了“多元”文明的形成，主导完成了“一体”中华文明的缔造，成为从未中断的中华主体文明。

嵩山文明奠基了中华文明的发展。5万—2万年前，中华文化基因开始孕育。嵩山地区老奶奶庙遗址周边20多处遗址呈现了多个人类居住点围绕一个中心营地串联而居的景象，出现了以家庭为单元生活的场景，萌芽了后世聚落的雏形。方家沟遗址的人们把生产、生活、休息的场景收拾得井井有条，彰显了人们开始有规划的生活人生。赵庄遗址的人们建筑了祭坛，开始了中国最早的营造活动。灵井遗址的人们制作出了栩栩如生的飞鸟，开始了中国最早的艺术创作。2万—9000年前，中华文化起源。嵩山地区李家沟遗址的人们开始制作陶器，开始磨制石器，开始出现搬运大量石头营造居住场所的现象，开启了中华文明起源的伟大历程。9000—7000年前，中华文明开始奠基。在全国蓬勃发展的各文化区中，嵩山地区的裴李岗文化遗址最多、面积最大，不仅拥有同时代其他文化区的房屋营造、聚落规划、原始农业、原始制造等创造，还以其独有的字符创造、礼乐创造、艺术创造、礼制创造等成为多元文化群中的翘楚。更重要的是，裴李岗文化影响并促进了陕西老官台、河北磁山、江苏顺山集、湖南彭头山等文化的发展，成为这一时期各区域文化融合的推手，促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范围的文化整合。嵩山文化区这一时期的创新创造和发挥的引领作用，具有奠基中华文明发展的意义。

嵩山文明主导了中华文明的形成。7000—2700年前，在各地文明率先形成的基础上，中华多元一体文明形成。7000年前开始，嵩山地区由裴李岗文化发展而来的仰韶文化强势崛起，分布范围几乎遍及河南、陕西、山西、河北全境。无论从其存在的2500年时间而论，还是从其130万平方公里分布的成千上万个遗址数量来看，形成了文化上的巨无霸。在嵩山地区的周边，分布有甘青文化区、海岱文化区、燕辽文化区、长江中游文化区和江浙文化区，更外层还有福建、广东、云南、西藏、黑龙江、内蒙古、新疆等文化区，这样的格局使得这一时期的新石器文化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盛开在中华大地，而嵩山地区位居中心位置，形成了最夺目的花蕊，嵩山文化区在全国文化发展大格局中的核心地位就此定鼎。6000年前开始，嵩山地区基于其社会变革所迸发的强大实力再次强势崛起，不仅其核心区的聚落遗址数量倍增，涌现出多个面积数十万甚至超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具有了古国的雏形，而且开始向周边地区强烈扩张，东到海滨、西达甘青、南抵江汉、北越河套，到处都可以感受到仰韶文化庙底沟彩陶的影响，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彩陶时代。仰韶彩陶文化浪潮般播散的结果，将嵩山文化传统带到了这些地区，形成一种文化面貌极为相似的局面。在此基础上，逐渐开始以核心区辐射周边区，再从周边区扩散到边缘区等更大地区，形成了以嵩山文化为印记的“早期中国文化圈”，不仅促进了各地多元文明的形成，也为即将到来的一元文明奠定了基础。4000年前开始，曾经辉煌无比的红山、良渚、海岱、甘青、屈家岭等文明，没能再向更高层次发展，向更广阔范围推进，消失在了历史硝烟中，而他们遗留下来的文明元素却在嵩山地区汇聚。嵩山文明开放包容的胸怀最大限度吸收接纳了各区文明中的精华，嵩山文明不尚奢华以民为本的情怀赢得了天下人的尊崇，于是，一个以嵩山文化区为中心的广域政治、文化共同体逐渐形成。终于，融汇了各地先进文化因素、具有强大号召力的夏王朝在嵩山脚下建立了，文化认同上的正统和超越地域的大统开始大踏步前行。夏王朝及其随后仍在嵩山地区建都的商王朝、周王朝利用强有力的力量加速以嵩山文明为核心的政治上、文化上、地域上的一统，中国核心腹地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中华文明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核心内涵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独特风格、价值取向和发展路径在这一时期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终于以嵩山文明为主体完成缔造。

嵩山文明创造了中华文明的辉煌。2700—2200年前，中国进入诸侯争霸的春秋时代，以百家争鸣为标志，中华文明进入新的高峰。嵩山地区的老子、列子、庄子、墨子、邓析、申子、韩非、苏秦等创立的道家学说、墨家学说、法家学说、名家学说、纵横家学说等，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2200—100年前，中国进入帝国时代，这一时期，汉魏、隋唐、五代、北宋环绕嵩山建都，引领古代文明走向辉煌。汉唐的强盛统一与魏晋的民族融合强化了全国范围内的文明一统，造纸术、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等影响了世界文明，经学、史学、理学、玄学、汉赋、唐诗、宋词、书画等铸造了文化丰碑，陶瓷、冶铁等的创新使制造业不断攀上新的高峰，建筑以东方独有的雄浑和典雅完成了最后的涅槃，佛教等中外文化交流使中华文明走向新的意境。南宋以后，虽然嵩山地区不再是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其在中华文明的发展中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历法《授时历》是以这里为中心编制的，从这里成长走出的岳飞、史可法、沙春元以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书写了中华精神新的篇章。

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曾有不少地区参与了文明的创造，但是，他们或在某一阶段缺席，或没有走到最后，只有嵩山文明不断涅槃重生，参与了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完整历程，不仅成为“多元”文明中的唯一，还形成了中华文明的主体。

嵩山文明是铸就中华文明主要特性的文明

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重要特性，嵩山文明是这些特性的主要铸就者。

嵩山文明可持续发展模式形成了中华文明连续性的突出特性。在迈向文明的过程中，嵩山文明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模式，他从来没有把神权置于无上崇高的地位，处处彰显着民本第一的情怀。他的一系列创造如生产工具、陶器、瓷器、丝绸、历法、文字、乐器等无不充满着为人类生产、生活服务的光辉，在她的遗址中，既没有大型庙坛的庞大恢宏，也没有大型陵墓动辄几十件、上百件玉器随葬的奢华张扬，更没有对于神器至臻至精的无限追求，注重的是规模适可而止的城池、不断完善创新的居所、质朴实用的生产生活用品、社会成员墓葬规制的平等和谐，这种以人为本、崇尚实用的发展模式，没有把创造的大量社会财富贡献给神灵，没有过分地消耗人力物力，从而保障了社会再生产的持续运转，实现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形成了向更高级文明社会不断发展的长久之势。嵩山文明成为全国多元文明中唯一一个没有中断的文明。嵩山文明的发展模式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基因，成为历史上中国在发展中自我修正、持续向前的根源所在，铸就了中华文明连续性的突出特性。

嵩山文明勇于开创的精神形成了中华文明创新性的突出特性。在迈向文明的浩浩进程中，嵩山地区的人们锻造了创新创造的精神，建起了中华文明发展历史上的一座座丰碑。在物质文明方面，嵩山地区的人们创造了原始农耕，创造了家畜圈养，创造了原始制造，创造了丝绸纺织，创造了土木建筑，创造了城市建设，创造了青铜铸造，创造了指南车，创造了造纸，创造了印刷术，创造了火药。在精神文明方面，嵩山地区创造了天文历法，创造了文字礼乐，创造了文学艺术，创造了中医理论，创造了独特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创作了中华元典文化中的《诗》《书》《易》《礼》《乐》，汉赋、唐诗、宋词，《老子》《庄子》《墨子》《列子》《韩非子》，道学、理学、禅学等，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在制度文明方面。创造了家天下的王朝体制，创造了分治天下的区划制度，创造了科举考试制度等。嵩山地区的创新创造精神形成了嵩山文明的精髓，铸就了中华文明创新性的突出特性。

嵩山文明家国一体的情怀形成了中华文明统一性的突出特性。早在现代人形成阶段，嵩山地区的人们聚落成群，形成了守望相助的情怀，在迈向文明的岁月中，更是形成了天下大同的理想。黄帝部族吞并炎帝部族、击败蚩尤，在新郑建有熊国，疆域“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中国“大一统”体制从宗族制度中孕育起来，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的家国情怀从此开启。夏王朝建立的一统王朝，奠基了中国历史的根本走向。商王朝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实力，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国家的第一次广域一统。这些起步于嵩山地区的伟大开创，成为历史上中国追求统一的民心力量，“得中原者得天下”，居“天地之中”而治，成为统治者对国家中心的不二选择。自夏朝建立至北宋灭亡的3000多年间，历代王朝多建都在嵩山地区，中国八大古都中，嵩山地区有其四（郑州、洛阳、安阳、开封）。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帝王73人次封禅祭祀嵩山，旨在假嵩山祭祀天地大典，彰扬“大一统”政权的“正统”和强盛。这种屡屡展演的社会仪象，成为中华文明统一性的政治文化传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秦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此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分立如南北朝，都自诩中华正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石”；统一如秦汉、隋唐、元明清，更是“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在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和谐统一始终是主旋律和人心所向，嵩山文明的家国情怀铸就了中华文明统一性的突出特性。

嵩山文明海纳百川的胸襟形成了中华文明包容性的突出特性。嵩山地区居天下之中、八面来风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开放包容的博大胸怀。在迈向文明的过程中，嵩山地区既善于把自己创造的文明广播四方，又善于接纳四面八方的先进文化重新熔铸和创新，形成更为先进的文化和文明。从嵩山地区社会结构的具体内涵和各个时期获取新的资源、出现的新技术的内容来看，嵩山地区文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与周边地区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大河村遗址中一些陶器的制作样式、房屋建筑结构、墓地布局，青台遗址中石铲和石钺的制作工艺，西山遗址中城址的防御形式，双槐树遗址中众多外来器物，龙山文化晚期各遗址新出现的白陶烧制技术，二里头遗址中的铜、玉、绿松石、小麦等等都能在周边文化区中明确找到更早的传统。春秋战国时代，嵩山地区首开百家争鸣，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等不同的学说和流派多元共存，自由争辩。汉代，西域佛学在嵩山地区落根。唐代儒、释、道的三家并用，少数民族和外国人士一样可以进入仕途，文学艺术题材和风格更是多种多样。文化融合为民族融合提供了基本条件，嵩山地区的黄帝通过氏族部落间的兼并战争，为华夏族的形成奠定基础，夏、商、周三族之间通过迁徙、战争、贸易、文化、通婚等交流方式，逐渐扩展到夷蛮戎狄之间交汇融合。到战国以后，内迁异族与华夷逐渐走向一体，形成了包含有楚、燕、晋、齐、秦等不同支系的华夏民族集团，直接促成统一的汉族的形成。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鲜卑、吐谷浑、柔然，隋唐时期的突厥、吐蕃、回鹘等游牧民族不断吸收嵩山文明，或群体性地迁入嵩山地区，为汉文化输送新鲜血液，使汉族作为一种被广泛认同的族群集合，最终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嵩山地区开放包容的姿态和理念，形成了嵩山文明的包容性特点，铸就了中华文明包容性的突出特性。

嵩山文明尚中求和的理念形成了中华文明和平性的突出特性。嵩山地区的人们在对自己所处的客观环境进行反复的观察和思考后形成了“天地之中”古老宇宙观，又演化成了“中”、“和”的文化传统。《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意为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和”意为均衡有序，和谐稳定。“中和”理念成为嵩山地区人们内化于心的做事准则和处世标准，“和平相处”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民族关系、国家关系。嵩山地区的人们对天地充满敬畏，讲究“天人合一”。嵩山地区的王朝一般不主张征伐四夷，而是采用“中和”的“抚绥政策”与“柔远能迩”策略，以族群联姻和亲的方式，保障了大一统国家的疆域统一和长治久安。同时，与周边国家开展友好的经济交往，将嵩山地区创造的丝绸、瓷器、纸张、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等先进技术毫无保留的传播给他们，也积极吸纳他们创造的成果，迎来四夷宾服的祥和局面。嵩山文明中的“中和”思想理念，铸就了中华文明和平性的突出特性。（嵩山文明工程课题组）

编辑：HN007